重庆夫妻盗用他人资格套购房改房

根据国家政策，夫妻双方只能购买一套公有住房。然而在重庆有一对夫妻套购了3套房改房，其中一套冒名顶替他人参加房改，十年后“东窗事发”。目前相关案件正在法院进一步审理中。

苏某某父母是重庆市邮政局职工，自1955年起入住位于渝中区永兴巷10号1-6的单位分配公房，全家九人先后在此入住，该涉案房屋租金由苏某某父亲单位工资中扣除，1986年父亲去世后由苏某某一兄弟（苏老五）顶替父亲工作后继续代替母亲肖光贞缴纳，共计43年零6个月。为方便苏某某子女入学，1976年全家人从此处搬离，将房屋让给苏某某一家借住。2004年乘重庆邮政局房改，苏某某背着全家人，在重庆市邮政公司房改人员帮助下，冒名顶替以母亲肖光贞职工身份参加重庆邮政局福利房改，享受父母单位以成本价最低折扣、免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市场价十分之一的价格4883元，将父母单位福利房变为了自己的产权。2013年母亲去世后，其他兄弟们继承中才发现，以继承纠纷案将苏某某告上法庭。

重庆市各级法院在审理时对重庆市邮政公司专门为苏某某私家定做的《住宅租约》、《证明》、重庆市渝中区法官来攀峰根据重庆市邮政公司房管员陈微提供说法整理的《询问笔录》等资料作为依据予以完全采纳，认为重庆市邮政公司同被告苏某某对该涉案房所有行为是合法租赁、合法取得房改购买主体资格、合法拆迁安置获取权属登记证书终审判决。对于原告方的代理要点、申请调查苏某某购买合同书、鉴定申请、被告苏某某参加两次房改证据未予采纳。

原告方不服，在2018年5月再次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以恶意串通、无效合同纠纷案，将重庆市邮政管理局、重庆市邮政公司、苏某某告上法庭。

根据重庆市不动产中心调查苏某某的《重庆市非成套公有房屋购买》合同中显示：房改单位是重庆邮政局，职工名单中除苏某某外其余皆是其父母同事。合同中重庆市邮政管理局、重庆市邮政公司（126）号房改文件相关规定，合同中价格评估价格是以成本价的最低限价即每平方米211.58元（当时的市场价十分之一），合同中所有内容证实均不符合苏某某，因此苏某某的母亲肖光贞才是具备购买该涉案房主体资格人。而苏某某的购买是恶意串通、冒名顶替行为属实。

据了解，苏某某丈夫李某某是重庆铁路局工人，苏某某是重庆市离合器厂工人，夫妇二人于1995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参加了重庆铁路局房改，以每平方米110元和每平方米600元优惠价购得两套房改房房屋，面积共计127.46平方米。根据房改政策中数量面积规定：工人50-85平方米。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43）号的第18条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241）号第17条规定、重庆市公有房屋出售管理办法（07）号第9条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的面积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标准执行。苏某某夫妇接连三次参加房改，面积达150.54平方米，高于当时的离休干部0.54平方米，显然违反了房改各项政策规定和面积控制标准。

原告方对重庆市邮政公司与苏某某于2002年7月11日签订的《住宅租约》的真实性持有异议。原告方指出，《住宅租约》签订时间不符合：1994年国务院（43）文件颁布，1997年重庆市邮政管理局房改已经启动。《住宅租约》首尾公章与时间不相符：封面是四川省时重庆市邮政局，后面落款公章是重庆市邮政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房屋管理科，而时间又在2002年7月11日直辖市后重庆邮政局期间，一份租约里出现三个时期单位，时间跨度达19年之久。内容不符合：《住宅租约》证没有编号、未涉及租金（从借住该房苏某某从未缴纳租金）、出租人及承租人非本人签名。原告认为该租约系2016年原告提起诉讼时，重庆市邮政公司房改人员为被告苏某某房改理由作铺垫而“伪造”的。另外，苏某某不是重庆邮政局职工，更不是“无房户”并且享受重庆市铁路局福利分房和已经参加单位两次房改事实。况且肖光贞已经符合房改规定，在没有解除租赁关系情况下又同苏某某签订合约，重庆市邮政公司本身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相关规定，而违法协议从一开始起就无效。

原告方认为，重庆市邮政公司与苏某某恶意串通、弄虚作假，把职工房改资格让外单位工人冒名顶替，剥夺本单位职工房改福利资格的同时制造伪证出示法庭。原告方多次要求对《住宅租约》等进行鉴定，均被拒绝。

另外，根据苏某某拆迁安置协议调查两个重要证明造假，因该涉案房自带拆迁中户均优惠政策，面积不足45平方米按45平方米计算，但是前提没有其它福利房分房。因为被告苏某某房改来源不合法，因此在重庆市渝中区十八梯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开具《无房证明》《困难补助救济金领取》两个证明交拆迁办蒙混过关，并且继续享受首套房安置1%免税。